马家在中国西北并非等闲门第。马步芳生于1895年，家族凭借祖父与父亲在晚清与民国的政治军事实力，长期把持甘肃、青海一带。1930年代中原大战后，马家转向蒋介石，成为国民党在西北的重要依靠；抗日战争与剿共时期，他又以铁腕镇压红军活动在河西走廊留下一串血腥纪录。1949年兰州失守是马家军的分水岭，马步芳在解放军攻势下败走海外，带着部分金银先后在香港逗留，最终举家流亡到沙特，零散残部自生自灭。

流亡并未消减他的野心。1950年代初，他在利雅得和开罗注册商行，靠军火买卖和地产交易积累财富。1956年，新中国与埃及建交、国际局势变动之际，马步芳向蒋介石送上大量金条以示效忠，国民党方面遂把他留在海外的角色与中东事务联系在一起，委以外交名义的职务，为其延续了政治光环。

但权力与金钱遮掩不住私德的败坏。1961年，年届花甲的马步芳将在利雅得的使馆改作私人府邸，把随行人员按旧军阀式管理，其中最引人非议的是他把侄女马月兰——十六岁少女——拘为“姨太”，迫她着薄纱服饰，成为府中羞辱的中心。三年幽禁中，马月兰曾在家书被发现后遭更严厉的虐待。最终在同年，她在驻馆参赞宋选铨与其夫人暗中协助下，夜行转机到达曼，辗转香港，借国民党特勤线人护送返台。

回到台湾后，官方最初并不积极干预。感到被遗弃与羞辱的马月兰选择把痛苦公诸于众：她举着手写木牌在台北大稻埕前公开控诉，街头舆论在戒严年代难得爆发，数日内两家大报接连跟进，民间愤怒迅速上升。公众不仅谴责性侵，还翻出他在青海的暴行与当年进献黄金的传闻，迫使当局不得不面对压力。

蒋介石在权衡国策与民情后，决定与马步芳切割。1961年6月，台北向利雅得发出密电，婉辞要求马步芳“即日回台说明以昭清白”；马步芳以病缓拖，并向沙特申请入籍。沙特方面因需要与熟悉回族事务的联系人而批准了他的入籍，马步芳遂脱离国民党官方身分，台北对外则以“自动请辞”公布。对于马月兰，官方仅安排一笔抚恤与象征性的司法处理，裁定“解除非法同居”，并将她送往教会医院调养；后来她前往台南女子中学任教，过着低调生活。街头那块控诉用的木牌也很快消失在公众视野中。

马步芳在沙特的生活并未止步。上世纪六十年代石油经济兴起，他以旧有关系拓展运输、建筑等投资，1965年以“AL-MABUFANG CO.”名义购置郊野开发别墅，家财复丰，但同时自此退出华人社群的公共场域。晚年他嗜好养马，常独自骑马眺望沙丘，口中念着故乡地名。蒋介石1975年逝世后，台湾情报名单上他的名字也被划去“已无利用价值”的批注。1982年，马步芳在利雅得病逝，享年高寿，生前霸名与最后的孤寂一并葬于异国。

这起风波中，那块简陋的木牌之所以触动社会，不仅在于它揭发了一个军阀家族的丑陋私事，更在于它刺破了流亡政权“以德抗共、形象正位”的话语外衣，迫使政治现实与公众道德在舆论压力下发生了转向。